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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颂
《石门颂》是著名汉隶摩崖刻不。东汉建和三年(公元148年)书刻于陕西省襄城县(今汉中市褒河区)东北褒斜谷之石门崖壁上。此处是横穿秦岭、连接八百里秦川和汉中盆地的交通要道，古称褒斜栈道。此处由于形势险峻、开凿困难，故历代文人歌咏、题刻者甚多。有人整理出其书法尤著者十三品，此刻石及《石门铭》即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期．因修水库，此刻石和其他刻石一起被凿刻下来，保存于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原刻为竖立长方形。，22行，行30或31字。总共655字。前人对此摩崖书评价极高。如清人张祖翼说：“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平碑记》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鸡，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康有为认为：“《扬盂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科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查看详情】
三体石经
三体石经，三国时期魏政权正始二年(241年)刻石，今存文11行110字，古篆、小篆与隶书三种书体刻同文。三体石经于史籍中原称“三字石经”，后称“魏石经”或“正始三体石经”，是以《尚书》、《春秋》、《左传》为内容的石刻。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以重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列传·游明根刘芳》记：“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此块刻石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隶书35字，铭文为《尚书·周书·君奭》内容。三体石经遗存的文字与其书体至今仍是研究文字与书法的珍贵实物资料。【查看详情】
王舍人碑
王舍人碑，中国东汉碑刻。刊立于东汉光和六年(183)。1982年出土于山东省平度县灰卜乡侯家村。碑形为螭首、龟趺，造型生动，雕刻精美。螭首龟趺之碑在晋以后成为较普遍的形制，但存世汉碑作此式者，此碑为仅见之例。螭首宽0.75米，残高0.6米，厚0.21米；龟趺长1.25米，宽0.9米，高0.33米；碑身上段残去一截，现高1.1米，宽0.78米，厚0.21米。碑文下部剥蚀甚重，字迹不清。现存约180余字，共12行，每行字数不等。碑额阴文篆书，存“汉舍人王君之”6字，字体宽博舒展。碑文记王舍人少有节操，治尚书欧阳。据文中“□灵台之格,展浑仪之枢”,知其生前所任“舍人”一职应属灵台待诏。《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灵台待诏设舍人一人。碑文字体为典型隶书，形体方正，用笔沉稳，艺术价值很高。【查看详情】
郙阁颂
《郙阁颂》，是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公元172年)刻的一方摩崖石刻。当时，是为纪念汉武都太守李翕重修甫阁栈道而书刻的。故全称《武都太标管理书法，自成一家，独具丰标，为标准的汉隶八分——结构严整，章法茂密，俊逸古朴，风格沉郁，体态赫奕，在优美多姿的汉隶中，确为我国的艺术精品，是研究祖国文字、书法和东汉八分汉隶的重要实物资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名就遍及海内外，为历代文学家、书法家所推祟，各种金石学专着和杂记，各种书法专论或专着，多有着录，仅《隶辨》就录有128处之多，其价值极高。近年来，日本书法界，多次远渡重洋，长途跋涉，前来目睹这块东汉摩崖刻石瑰宝，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它同汉《石门颂》，《西狭颂》，并称我国的“汉三颂”。【查看详情】
白石神君碑
《汉白石神君碑》，东汉灵帝光和六年立。隶书，十六行，行三十五字，碑阴三列，上列四行中列十二行，下列十一行。额篆书一行，阳文五字。碑今在河北元氏县。此碑碑字方正整齐，笔力遒劲，但结构板刻，缺乏变化，因此历代学者，书法家对此碑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宋洪适《隶释》：”汉人分隶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在古意。此碑虽布置整齐，略无丝毫汉字气骨，全与晋魏间碑相若，虽有光和纪年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耳，”清吴玉晋亦同意此说并提出“叙铭亦非汉人所作”(见《金石存》，翁文网不同意此说，他认为“是碑书法专主方整，在汉隶中最为洁齐者，然风骨遒劲，似犹在《校官碑》隶法之上，不得以其近似六朝、唐人而概疑之。”更认为吴英晋因洪说而传会。【查看详情】
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
《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又称《大开通》，或《开道碑》。东汉永平六年(63年)刻，隶书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此刻在晏袤以前的欧、赵、洪三家着录中均未及之，至南宋娄机《汉隶字源》始见着录。至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三月，始为南郑令临淄晏袤所发现，刻释文于其旁，后被苔藓所掩，六百余年不为人知，不见着录。到清乾隆间，陕西巡抚、金石家毕沅撰《关中金石志》，复搜访而得之，遂有拓本传世。杨守敬《平碑记》：“按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清刘熙载《艺概》书誉其“隶之古也”。宋晏袤评其“字法奇劲，古意有余。与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建武、水平去西汉未远，故字画简古严正，观之使人起敬不暇。”(《题记》)清方纲谓：“至其字画古劲，因石之势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此实未加波法之汉隶也。”(《两汉金石记》)方朔谓：“玩其体势，意在以篆为隶，亦由篆变隶之日，浑朴苍劲。”(《枕经金石跋》)钱大昕谓：“文字古朴，东京分隶，传于今者，以此为最先焉。(《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此刻石用笔以圆笔为主，参以篆意，与同处褒城稍后的《石门颂》、《杨淮表记》刻石用笔相似，但取势不同，此刻石内松外紧，气势饱满，以斜取势，结体奇崛。《石门颂》则结字内紧外松，气势开张，草意味浓。字与《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并为汉著名摩崖，而且年代最早。【查看详情】
史晨碑前碑
《汉史晨碑奏铭》，又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又称《史晨后碑》，两碑同刻一石两面。〈史晨前碑〉奏铭建宁二年碑刻后，又追述建宁元年到官，刻在背面。有谓先刻元年，转后面。前碑，隶书，无额，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山东曲阜孔庙。〈史晨前后碑〉为著名汉碑之一，碑字结体方整，端庄典雅。笔势中敛，波挑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滞。清方朔以为〈晨史碑〉”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见〈枕经堂题跋〉)。何绍基说：”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要知东京各碑结构，方整中藏，变化无穷，魏、吴各刻便形板滞矣“(〈史晨碑〉跋)。此本“秋”字完好，为明拓精本前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隶书，两面刻，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6年)三月。17行，行36字。后碑刻于建宁元年(165年)四月。14行，行36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载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情况。后碑全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查看详情】
史晨碑后碑
《汉史晨碑奏铭》，又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又称《史晨后碑》，两碑同刻一石两面。〈史晨前碑〉奏铭建宁二年碑刻后，又追述建宁元年到官，刻在背面。有谓先刻元年，转后面。前碑，隶书，无额，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山东曲阜孔庙。〈史晨前后碑〉为著名汉碑之一，碑字结体方整，端庄典雅。笔势中敛，波挑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滞。清方朔以为〈晨史碑〉”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见〈枕经堂题跋〉)。何绍基说：”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要知东京各碑结构，方整中藏，变化无穷，魏、吴各刻便形板滞矣“(〈史晨碑〉跋)。此本“秋”字完好，为明拓精本前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隶书，两面刻，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6年)三月。17行，行36字。后碑刻于建宁元年(165年)四月。14行，行36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载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情况。后碑全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查看详情】
